安排人把武器送往前线后，王孚明转身又投入了选才任能的大事中，可谓是忙得团团转。
没办法，王孚明认为，如果前期不亲力亲为，后面一生都将在劳累中度过，所以，为了以后的安逸，他觉得现在累点没什么。
因为身体受伤还没好利索，前线是去了不了了，但他可以坐镇后方，安稳局势。
前方只要死守住几个关卡，王孚明认为，只要前方将领不乱来，宋军一时半会儿是攻不进来的，所以对外防御战上，他很是放心，放手的交给了李顺和张余两位大将。
四川地理位置优越，具有牵制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王业之基”的四川省人口密集、地大物博，能够长期充实国力和军力。
在宋朝建立的过程中，也是采用先攻占四川，再向江南进军的战略方式，最终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势。
这也昭示了四川对于国家政权建立的重要性，维护四川的有效统治，是关乎王朝命运的大事。
由于川陕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外部环境，四川地区历来受到统治者们的重视。
宋朝建立后就在四川长期推行特殊化统治政策，包括官职任选、军事管理、科举制度和人才教育等方面，都因地制宜的进行改革和变通。
特殊化统治政策是宋朝中央对地方进行特殊化对待，鉴于地方的种种特殊性，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利，以加强监督和管理。
川峡地区的地理形势“阻远险恶”，“阻远”体现在四川位于西部，距离国家政治中心较远且地形复杂，以盆地为主，周围群山峻岭，基本与外界阻隔。
“险恶”则体现在四川东、西两面的交通孔道凶险难测，巫山两岸多悬崖峭壁，急流险滩，北面横亘秦巴山地，山高坡陡、形势险峻。
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四川对外联系困难，孤立无援。
唐宋之际，全国的政治重心从关中和中原偏西地区逐渐向东转移，宋以后，政治重心主要以开封、杭州、南京、北京为都。
随着政治重心的东移，四川的地理劣势更加突出，与朝廷的联系更为艰难，可谓“万里”之遥，为保障国家统一和政权的稳定，对四川实现特殊化统治势在必行。
四川封闭、恶劣的生存发展环境，一方面导致当地优秀人士的入仕观念不强，不热心于政治。另一方面也使得很多外地人士不愿入蜀为官。
为鼓励蜀人积极入仕，朝廷采取各种优待之法，如在科举考试方面给予很多宽松的政策；为鼓励中州之人积极入蜀为官，朝廷除了采取优待之法，还加大川陕地区重要官员的“奏辟权”并且实行“定差法”一类的特殊官制。
四川地区离朝廷最远，信息不畅，重要消息无法及时传达，当时北方金朝和蒙古都给宋朝廷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四川地区以往设有的高级行政区，存在设置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等问题，因此不得不给予四川更多快速处理紧急和重大事件的能力，如给予一些重要官僚机构以“便宜行事”的特权。
宋朝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朝代，受到北方辽、夏、金等少数民族的威胁。因此在地域上选择了“重北轻南”的政策。
注重北部的防御完善和军队布署，而对南方的防御较为松懈。同时宋朝也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武官的地位低下而文官的地位较高。而南北文人相互之间矛盾摩擦不断，地位交替变化。
北宋建国初期面临着来自北部少数民族对边境的巨大威胁，在石晋王朝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可以抵御外敌的重要屏障
。拥有着地理优势和军事实力的契丹成为了中原王朝的一大隐患，契丹还扶持北汉割据河东与后周为敌，对其构成了威胁。
宋代周后，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宋太祖赵匡胤选择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政策。即先统一南方地区，而后再收复契丹扶持的北汉。
不同于汉唐继承的是秦和隋留下的较为完整的帝国，宋的取代的后周只是当时分裂的多个小国中较大的一个，没有较为稳固的基础。
且汉的主要威胁来自匈奴，唐的主要威胁来自于突厥，都是属于居无定所的强大部落，而宋建立时，辽已经是北部一个强大的国家，且掌握了地理优势。
因此统治者需要用有限的实力保证国家的安全，选择怎样的政策就显得由为重要。
在选才任能方面，宋初南方的文人受到歧视，对南方的文人极力打压，而北方文人是颇为自傲的。“选用人才多取北方……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
在真宗以前，宰相都是出自北方，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在宰相堂写上“南人不能座次堂”，也就是规定南人不能做宰相。
在宋朝之前，科举榜单上多是北方士子，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湖南省才出了第一个进士刘锐。而后的科举榜单也是以北方士子居多。
但到了宋朝，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导致了北方士子在科举榜单上的人数要远远小于南方士子。
后来司马光最先就这种现象提出意见。他的方法是调整科举考试的内容。
司马光认为诗赋不足以选拔人才，应该改为考察《春秋》、《论语》、《周易》等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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